作者:刘海涛 李嵘辉 夏莹 金杜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部 2017年2月26日,中国人大网公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草案一审稿”)(见前文《以人民的名义将反腐进行到底》[1])。时隔半年,经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再次审议,《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草案二审稿”)于2017年9月5日问世,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其中就商业贿赂条款的变化是较为显著的: 私营企业间提供市场激励措施将更为灵活? 如前文《以人民的名义将反腐进行到底》所述,草案一审稿并未对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有较实质性的修改。但是此次二审,明确将收受商业贿赂的主体分为四类: 交易相对方的工作人员; 受交易相对方委托办理相关事务的单位或者个人;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和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或者国家工作人员; 可能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影响交易的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草案将原法条中的对方单位或个人悄然调整为“交易相对方的工作人员”。我们理解上述变化包括其他三类主体的界定回应了实务和理论界要求重新思考商业贿赂的呼声。同时我们注意到在草案二审稿的解释中提到“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地方、部门提出,‘可能利用职权对交易产生影响的单位和个人’的范围不清楚,建议进一步予以明确界定;有的意见提出,刑法对向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或者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以及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都作了规定,建议本条在界定时与刑法的规定相衔接[2]”。而刑法对向非国有单位行贿未规定为犯罪。在实践中,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为商业贿赂的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在定性上也有很多争议。目前的这个新的规定是否意味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趋势将是调整对私营企业间激励措施的规制?如果确实是这样,将是本次立法的一大亮点和进步。 不管受贿人了? 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行为认定为受贿。草案一审稿进一步明令禁止交易相对方或者可能影响交易的第三方收受贿赂。但是,本次审议完全删除了对收受贿赂行为的认定或者禁止性规定,并且在第十九条删除了草案一审稿中新增的关于对收受贿赂予以处罚的明确规定。根据这一调整,似乎没有条款规范工商局处罚受贿人的权力。 雇主要更加小心? 草案一审稿对经营者的工作人员实施贿赂的行为新增了雇主责任,即将其贿赂行为推定为经营者的行为,除非“经营者有证据证明属于员工个人行为”。草案二审稿则将前述除外条件修改为“经营者有证据证明该工作人员的行为与为经营者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无关的除外”。 我们理解上述修改会进一步地扩张雇主责任、限制除外条款的适用范围。经营者的工作人员实施的贿赂行为,即使公司有证据证明其属于未受公司指使的员工个人行为,经营者仍然应当承担其工作人员实施该行为下的雇主责任;仅在有证据证明员工实施该行为与经营者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无关的情况下,经营者才能免责。 工商局有权查扣了?还是难度更大了? 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未明确规定就商业贿赂案件查扣的权力,但历来工商执法部门在检查中都有权采取查扣电脑等与案件有关的物品等举措。《反不正当竞争法》本次修订授予了监督检查部门针对涉嫌反不正当竞争行为较大的调查职权,新增的调查措施例如查封、扣押与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财物可能会使得工商执法部门更有底气,而查询银行账户等措施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大。为了有效规范和约束监督检查部门采用的调查措施,草案二审稿新增对其实施调查措施应当内部报告的程序性规定:一般性的调查措施需向监督检查部门主要负责人书面报告并经批准;而采取查封、扣押及查询银行账户措施的,应当向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监督检查部门主要负责人书面报告,并经批准。我们也注意到此次草案中删去了草案一审稿中的“(四)责令被调查的经营者停止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说明有关财物的来源和数量;”这对保护企业的合法权利、防止过度执法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显然是有利的。 加重对商业贿赂行为的处罚 尽管上述四点有待进一步明确,但就处罚而言,二审稿显然加大了处罚力度。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行为的行政处罚包括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草案一审稿将现行的罚金金额从“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提升至“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并增加了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但是删除了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此次审议又恢复了现行法关于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规定。虽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于“违法所得”的认定有一个简单的规范,但在实践中通常较为宽泛且缺乏严谨的规则。因为违法所得没收的金额往往高于罚金,该项处罚措施不仅赋予而且也变相鼓励了工商行政主管部门行使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 结语 《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规制市场竞争秩序的基本法,有时一个法条的微小调整都可能会影响到广大经营者的行为。而商业贿赂条款的变化更牵动着经营者、执法者和合规行业参与者的神经。从更大意义上理解,相应的变化也潜移默化地引导或促动市场经济中各项营销和激励措施等竞争行为。无论如何修改,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24年或将迎来首次修订之际,我们相信清晰明确的界定和有约束监督的执法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终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未来20年是中国能否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此次《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必定会深刻影响这个重要的转变时期,相信立法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对此一定有清醒的认识。 [1]刘海涛、刘倩、李嵘辉:《 以人民的名义将反腐进行到底》 (http://www.kwm.com/zh/cn/knowledge/insights/forecast-on-the-trend-of-commercial-bribery-law-enforcement-20170517) [2]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http://www.npc.gov.cn/COBRS_LFYJNEW/user/UserIndex.jsp?ID=8374741) Continue Reading
作者:雷继平 金杜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部 当前,融资租赁实务中出现了各种创新模式,也隐藏了不少的法律风险。试列举几类,供实务中参考。 变通的不动产融资租赁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 针对不动产融资租赁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在实践中间出现了由不动产向动产转化的模式,也就是把附和于不动产之上的一些设备和设施作为融资租赁的标的物的方式。这里所说的设备和设施通常就是电梯设备、供电设备、供水设备、消防设施等实际上已经与不动产不可分离的标的物。将此类物作为融资租赁合同的标的物,在过去司法实践当中法院如何判断当事人所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是否具有融资租赁的属性?会不会将这样的融资租赁合同认定为表面上是融资租赁关系实际上是借贷关系?这是实务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融资租赁法律关系通常的判断标准有三项:第一,标的物的所有权能不能向融资租赁公司进行转移;第二,标的物能不能起到租金债权担保的功能;第三,承租人是不是租用这些标的物享有这些租赁物的使用价值。由于不符合上述三项标准,很多不动产融资租赁面临着不能被认定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而被认定为借贷法律关系的可能。 为了规避上述法律风险,在实践中,融资租赁公司创造性的向动产方向去设计交易关系。由于这些动产并不是常见的办公设备、车辆等动产,而是与不动产附和之后不可拆除的特殊动产,其可行性需要考虑几个方面: 第一,此类标的物与不动产的不可分性对于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融资租赁国际公约》第四条规定,不得仅由于设备成为土地的附着物,或者已并入土地之中而不适用融资租赁的相关规定的原则。根据该规定,譬如在水电站这类设施中,其发电机组虽然并入到了不动产之上,除非是拆毁水坝否则不可能拆除发电机组,在这种情况下发电机组作为融资租赁标的物,适用融资租赁的规则没有法律障碍。这是《公约》上述规定适用的通常情形。正是受这样商业方式的启发,那么电梯、消防管线等设施附和于建筑物,通常不可拆除,能否也应该适用类似的规则,并被认定为符合融资租赁交易关系呢?这有借用公约相关规定的思路和想法。从部分法院的裁判观点来看,并没有因这种不可分离性而影响对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认定。 第二,共有关系对于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会不会产生影响?因为有些建筑物的上述设施,可能是大楼业的主共有物,在订立售后回租合同并处分给融资租赁公司时,并非一个出租人拥有处分权,有关案例认为,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物,违反了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会影响法律关系的效力([2015]浙杭执异初字第4号)。因此,如果以共有不动产上的设备和设施作为融资租赁标的物,原则上应该争得共有人同意,如果没争得共有人同意就会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第三,特定性的问题对于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谓特定性,就是作为融资租赁标的物的附和物如何特定化的问题。在过往法院处理的一些案件中,出现的前述类型的融资租赁合同中就有对于租赁物的特定性处理不当的问题。在[2013]一中民初字第5657号案中,法院认为,在设备的清单中用的都是通用的名称,计量单位是批,比如综合布线、停车库改造、电脑零部件等,已经难为物权法独立保障的标的物。综合布线这样的标的物很难特定化,此类标的物不具有物权法上“物”的独立性特征,故法院认为,以此类物作为标的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 借鉴上述案例中的裁判思路,利用特殊的动产来实现不动产融资租赁目的时,至少有两点是需要特别加以重视的,一是共有物处分问题,二是物的特定化的问题。 “共同”租赁中的法律风险 “共同”租赁并不是多家融资租赁公司联合为一个承租人提供融资的“共同”,而是作为一种担保机制的“共同”承租,是共同承租人的“共同”,而不是出租人的“共同”。这样的“共同”租赁,通常是两个承租人共同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其中一个承租人并不会实际使用占有租赁物,其仅作为共同的义务主体,只承担和另一承租人连带支付租金的义务。某种程度上来,这是对担保所要求的内部决策机制、审批机制的规避。一些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治理要求比较严格,如果为另一公司的租金债务提供担保,要经过股东会的审议,有的还需要公告,这样的程序要求会增加决策不确定性,或者增大交易成本,为了规避担保决策机制的要求,就采取了所谓的“共同”承租的模式。按照《民法通则》第87条规定的原则,既然同为合同当事人,在没有确定份额的情况下应该是连带承担合同项下的责任,这样就达到了与担保相同效果。 这样的创新模式中应该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承租人有关租赁物交付的抗辩,这是出租人能够收取租金的对价性义务,只有将租赁物交给承租人,才具备向其主张租金的权利,如果没有交付租赁物,收取租金的权利就会被承租人以该主张抗辩。因此在共同租赁情况下,既然实际上有一方不使用租赁物,那如何能够达到在证据上或者事实认定的层面上满足向这一承租人也交了付租赁物的要求,是实践中需要处理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租赁物仅向其中一个承租人交付,那么预期未来承担担保责任的承租人有可能主张没有收到租赁物,因此不应当承担支付租金的义务,那么这种变通方式的目的就会落空。 要实现交易目的,可以针对司法裁判的特点,即其相对而言更看重证据而不是客观事实、更看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不是权利的实际存续状态。所以,如果有共同承租人接受租赁物的证据,至于其实际上即便没有真实使用租赁物也可以理解为是其自主放弃对租赁物的使用,以防范租赁物交付抗辩可能造成的风险。为此,可以采取两项措施: 一是取得租赁物交付的证据。操作过程中,出租人应该有向共同承租人交付租赁物的表面证据,比如说租赁物的签收凭证,交接现场的视频资料等。 二是通过合同安排限制滥用抗辩权。法律逻辑上,使用和交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只要出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交付义务已经完成,至于承租人是不是实际使用,这一点不应当是支付租金的条件。因此,在合同中可以事先约定,承租人接收租赁物后,其是否实际使用不影响其应当支付租金的义务。 共同承租模式的设立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自始的共同承租,另外一种是追加的共同承租。如果一开始就是共同承租,防范法律风险的机会就比较多。如果是一个承租人无法履行租金义务后追加一个人共同承租,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注意满足前述的租赁物交付的义务。 “杠杆”式租赁的法律风险 “杠杆”式的租赁并不是指融资租赁公司部分出资并从金融机构获得杠杆贷款后完成这一项租赁业务,而是指当前实践中的一种创新的模式,由承租人自付部分设备购买款的租赁,如受托人付20%购买款,融资租赁公司付80%。 全部的货款不完全是由融资租赁公司支付当然会不会影响融资租赁交易关系的认定。这类交易的特别之处在于,由于承租人自付部分购买权,因此增加了融资租赁公司对承租人的信任,因此,融资租赁公司往往委托承租人自行与出卖人签订买卖合同,并指示出卖人直接向承租人交付租赁物。这种通过自付部分购买款增信,而融资租赁公司两不管的模式,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融资租赁公司支付了80%设备购买款之后,预期承租人按期向其付租,当承租人不履行交付租金义务时,融资租赁公司预期能够首先采取的救济手段是行使设备的取回权。但是,由于融资租赁公司两不管最后却发现在这样的交易中并没有真实的设备交付,也就是说承租人让融资租赁公司支付80%的购买款后并没有从出卖方取得设备,而是采取与出卖人解除买卖合同的方式,从出卖人处将80%的货款取走。在没有设备交付的情况下,融资租赁公司就失去了融资租赁债权担保的重要保障。 对这种承租人自付部分设备购买款的租赁模式,融资租赁公司防范风险,需要直接完成设备采购合同的缔结和设备的交接,如果采取授权的模式则应完全监管买卖合同的履行。 “租赁转让”中的法律风险 租赁转让也不是融资租赁实务中通常所说的转租赁,典型的转租赁是承租人将设备转租给其他人,而承租人原来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实践中创新的租赁转让,是指大型融资租赁公司将其所签订的租赁合同转让给一个或者几个中小型融资租赁公司。这类交易的主要背景是,对于大型融资项目,中小型融资租赁公司难以独立提供融资支持,而大型公司则信用额度充沛,其完成相关项目后可通过合同转让的方式回收账款同时收取一定的利差。 在上述租赁转让模式操作过程中,作为承接租赁合同的中小的租赁公司,在法律风险防范的角度,需要处理好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还有租金债权的转让;二是租赁法律关系的转让,还是包括担保机制在内的整体转让。假如仅仅是租金债权的转让,该债权就不附租赁物所有权的担保机制;如果是融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那么就应该一并受让租赁物的所有权,如不含标的物所有权转让,就意味着受让方所获得的租金债权失去了融资租赁最重要的担保机制,受让方只取得了表面上的债权,而没有获得标的物所有权,未来就无法行使取回权。未来,一旦承租人不履行交付租金的义务,受让方的权利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将来物的售后回租 将来物的售后回租,指的是承租实际上已经与厂商订立了买卖合同,但却缺乏资金,这时承租人以尚未取得的买卖合同项下的标的物与融资租赁公司签订售后回租协议,用从融资租赁公司获得的设备出售款支付已订立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 这种模式,需要处理好两个法律关系,才能满足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要求。 一是,如果是在承租人已经签订了买卖合同但还没有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时,承租人和融资租赁公司签订售后回租的协议,此时承租人向融资租赁公司出售的标的物实际上是尚未取得所有权的标的物,是一个将来物、期待货。以这样一个将来物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如果不对相关法律关进行完善,就有可能被司法部门认定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不成立,因为司法部门可能认为在承租人尚不拥有租赁物所有权的时候,其所签售后回租合同只是一种变相借贷的表现形式而已。所以售后回租合同中,应采取融资租赁公司先付款后接受标的物的模式,而在买卖合同中可以约定承租人先取得设备的所有权而后付款,同时约定如果买受人在约定期限内不支付价款,出卖人收回设备所有权,通过设备所有权和付款时间先后顺序的错配,以实现承租人在签订售后回租合同时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或者处分权。 当然上述安排,可能涉及到《合同法》第133条和《物权法》第23条规定的冲突问题。前者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后者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即《合同法》允许当事人自行对动产所有权转让的方式进行约定,而《物权法》则不允许。 二是,在未来承租人实际取得买卖合同项标的物的占有之后,再完善售后回租合同项下标的物的两次倒手。也就是未来承租人如果受领买卖合同项下的标的物,应进一步完善标的物向融资租赁公司交付手续,同时也有融资租赁公司向承租人交付的的手续,留取两次交付的表面证据。 Continue Reading
作者:姜俊禄 黄依心 金杜律师事务所商务合规部 《菲律宾星报》2017年7月31日报道,菲律宾劳动就业部30日发布报告称,中国打算聘请菲律宾家政服务人员前往北京、上海、厦门等五个大城市就业,双方正在研究为受聘的菲律宾家政服务员提供最高10万比索月薪(约合1.3万人民币)的可能性。这一报道虽未得到官方的肯定回应,但引发了极大关注。 菲律宾的家政培训体系完善,菲佣大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菲佣因此被誉为“世界上最专业的保姆”。此外,菲佣较高的英语能力对孩子的英语学习也很有帮助。相比于“好吃懒做、闲言碎语不断”的国内保姆,菲佣无疑会成为国内一些家庭的“优秀雇员”。2016年9月,菲律宾劳工及就业部长贝鲁曾透露,在中国大陆工作的菲佣接近20万人。然而,这个惊人数字背后的鲜活个体,她们的工作是合法的吗? “黑着”的菲佣 我国规范外国人在华就业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出境入境管理法》以及《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按照《出境入境管理法》,在中国就业的外国人应持工作签证入境,入境后取得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外国人居留许可,方可在中国境内就业。然而,出于对国内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保护,菲佣无法取得工作签证。此外,《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33条明确,禁止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聘用外国人。因此,雇主雇佣菲佣是违法的。那么,菲佣是如何进入中国大陆的呢? 菲佣“曲线”进入中国大陆,一般有两条途径: 第一,以教师或培训师的身份来华,实际上提供家政服务; 第二,通过商务签证或旅游签证签证入境,然后成为“黑户”。 95%的菲佣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她们签证的一般期限为2至3个月,到期之后很少有续签。菲佣进入中国大陆后,大多通过中介寻找雇主。 毋庸置疑,雇主通过中介雇佣菲佣,各方都承担了极大的风险。对雇主而言,依据《出境入境管理法》,其可能面临罚款或行政拘留。再者,菲佣“不辞而别”或被迫遣返会对其造成经济损失;另外,涉及雇佣纠纷,也难以合理妥善解决。对菲佣而言,其可能因非法就业被拘留审查后遣送出境。最后,对中介而言,作为菲佣黑市的供给方,他们在牟取暴利的同时,也承担着极高的风险。按照《出境入境管理法》,介绍外国人非法就业的,会被处以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如果中介方以虚假邀请函骗取中国商务签证或者旅游签证,则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该罪的最高刑为7年以上至无期徒刑。 上海与北京的不同态度 在中国大陆,菲佣无疑是非法用工。然而,上海浦东在今年4月为一名菲籍保姆办出了首张居留许可,为雇佣菲佣带来了新的走向。 2015年7月和2016年6月,公安部为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先后为高端外籍人才引入颁布了“十二条”、“新十条”便民政策。两项政策放开和降低了外籍家政服务人员在沪取得居留权的门槛。其中,“十二条”明确了两类外籍人可以合法聘“菲佣”:一是拥有永久居留权的高层次人才,另一种是被人社局纳入科创职业清单的单位聘请的外籍高级专业人才,必须持有的是备注为“人才”的5年长期居留许可。这两类人每一个家庭可以聘请一名外籍家政服务人员,办理居留许可时,雇主需要提供经济担保、保险、与雇主签订的劳务合同等。 不同于上海,北京目前没有针对菲佣的相关政策。关于外籍人员在京就业随带菲佣(或其他籍佣人)是否需要办理相关就业手续这一问题,北京市人社局的答复为,一般劳务相关人员不予办理。 2017年4月1日起,全国统一将人社部负责的“外国人入境就业许可”和外专局负责的“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整合为“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这一方案将来华工作的外国人分为A、B、C三类。 在此之前,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北京、上海等10地率先开展试点工作。国家外专局在2016 年9 月27 日印发在《国家外国专家局关于印发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外专发[2016]151号)中,C类外国人员指满足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符合国家政策,从事临时性、季节性、非技术性或服务性工作的外国普通人员,其中包括随从外国高端人才来华从事家政服务的外国人。不难看出,如果雇主满足外国高端人才的要求,随行的菲佣有机会获得C类工作许可。 国家外专局于关于2017年3月28日颁布了《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的通知》(外专发[2017]40号),附件《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试行)》中C类外国人员删去了“随从外国高端人才来华从事家政服务的外国人”。北京市人社局表示,C类外国人员目前仅包括通过“中法千人实习生计划”来华实习的法国实习生。因此,北京目前并未接纳菲佣。 引进菲佣,不仅可以细化社会分工,让更多的女性从家务中“解放”,也会提升社会对家政行业的关注度,让现有从业人员有危机感。对家政公司而言,在人员培训、经营制度、专业管理等方面同样有很正面积极的作用。然而,菲佣与中国家庭之间的文化差异,菲佣对我国保姆、月嫂的就业机会的冲击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海外代购、消费升级和供给侧改革,这些现象以及名词的背后,都是对优质的追求,保姆这个无数家庭的痛点,或许真的会因为一则尚未获得证实的消息,迎来改变。 Continue Reading
作者:金杜律师事务所 金杜律师事务所(简称“金杜”)助力广银国际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广银国银”)与沙特阿美发展公司、朱拜勒和延布皇家委员会签署了股东协议,三方拟成立沙特丝路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利用广东和宁夏丰富的招商引资经验,与沙方伙伴一同推动中国-沙特吉赞经济城产能合作项目(“本项目”)。 本项目合作各方中,广银国际的股东分别为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和银川开发区管委会下属的全资国有公司;沙特阿美发展公司系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朱拜勒和延布皇家委员会系沙特吉赞经济城的运营管理者。本项目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沙特“2030愿景”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并且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唯一一个两省/区合作的项目,已纳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项目清单,并被列为2016年中国重点推动建设的20个产能合作项目之一。本项目自正式启动至今已历时约20个月,合作各方于2016年1月在习近平主席和沙特萨勒曼国王的见证下就本项目签署了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于同年8月在沙特能源、工业和矿产资源部、商务和投资部联合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在北京举办的“沙特2030愿景与一带一路倡议论坛”上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本项目涉及中国和沙特两国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境外合作,其轻资产服务平台型的定位更是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引领了新的方向,因而在合作方案的设计、论证和谈判中对各方提出了崭新的挑战。 在本项目中,金杜作为中方股东广银国际的总法律顾问,全程参与了交易结构论证、交易可行性分析、协助广银国际与沙特合资方及其律师就交易架构及股东协议开展了多轮谈判、修改,最终完成股东协议的定稿和签约。在本次签约后,金杜还将继续协助广银国际完成合资公司章程的谈判、修改及定稿、支持合资公司设立以及相关政府审批等工作。金杜团队的专业水平、敬业精神和丰富经验得到客户的高度评价。本项目负责合伙人为张天镝律师,本项目律师团队成员还包括韩彧、刘隽雅、叶婧、梁雅宁和陈楚琪。 在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的见证下,本项目股东协议于2017年8月24日在沙特吉达召开的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签署完成。 Continue Reading
China Employment Contracts: Be Careful with the Penalty Provision One of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China employment law is that employees have many rights they CANNOT contract away. An employment contract in China (and pretty much every other country as well) is not a regular commercial contract where the parties have significant freedom to agree on anything. In China employment contracts are...
作者:宋瑞秋  楼笑含  金杜律师事务所金融资本部 在淮海中路有一处高大气派的建筑,知名外资医院上海红枫国际妇儿医院(以下简称“红枫医院”)便在此运营;上海红枫国际妇儿医院有限公司于2011年12月9日成立,医院落址于此也已超四年。作为一家定位高端的外资妇儿医院,红枫医院集结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医务人员,并提供了优质的服务、配以奢华硬件设施,慕名而来的各国孕产妇络绎不绝。然而,2017年8月31日,红枫医院突然发布公告,应政府要求,红枫医院整体服务需要进行平移。[1]于是,几乎在一夜之间,红枫医院不得不紧急搬离,“此地空余诊疗楼”;不难想象,这一突然的信息在红枫医院的医护人员和顾客中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根据徐汇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出具的一封告知信,这一决定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其一为积极响应中央军委下发的《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其二为纠正该医院存在的非法建筑的情形。[2] 由于获得的信息有限,我们无法得知事情的原委和细节;在此,我们仅根据告知信所提及的原因,从法律上进行简要分析。 首先,红枫医院涉及的军用房地产租赁可能存在未经审批、未获得许可的情形。在2012年前后,为充分利用军队空余房地产,国家允许军队空余房地产经批准后对地方租赁[3],但该等租赁须根据《军队空余房地产租赁管理规定》严格履行审批手续,获得《军队房地产租赁许可证》,并在租赁场所明显位置悬挂;承租人应自领取该许可证之日起三十日内,持租赁合同和该许可证到当地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4]根据《军队空余房地产租赁管理规定》,相关军队主管部门的审批为该等租赁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我们推测,红枫医院可能正是因为类似的原因,最终导致了文章开头这一情形的发生。 其次,除了土地使用权瑕疵,非法建筑可能产生于以下两种情形: 超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范围进行建设,因而成为非法建筑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已建成的、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建筑,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存在经营场所超出审批范围的情形。在一些医疗机构的实际经营中,经常有在登记的执业地点以外的场所上开展诊疗活动的情形发生。然而,根据《卫生部关于对非法采供血液和单采血浆、非法行医专项整治工作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医疗机构未经批准在登记的执业地点以外开展诊疗活动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述两种情形都有可能导致相关部门要求经营者终止经营,迁出建筑。 事实上,政府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并不仅限于土地和建筑,在设置规划、注册资本、人员配置、规划设计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比如,就设置规划而言,尽管2016年发布的《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2016-2020年)》明确在符合规划总量和结构的前提下,取消对社会办医疗机构数量和地点的限制,但在实践操作中,根据各地政策开口的不同,如果某地区某一类别的医疗机构已饱和,也仍然存在投资者或经营者无法在该地区设立这一类别医疗机构的风险,而需另谋他法。外资医疗机构更是要符合额外的多重条件。比如,就产业政策而言,目前外资医疗机构属于限制类产业,因而其设立和再投资都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并受到诸多限制。 此外,近年来政府机关对医疗机构的监督、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日趋严厉。诸如消防、环境、经营场地范围等都是政府机关监督和检查的重点对象。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监督中发现的不合规情形,卫计委或有权机关不但可责令纠正或处以罚款,情节严重时甚至可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给投资者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幸运的是,红枫医院在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协商下,终于得以在指定场所度过过渡期,并将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分迁至几处新址继续提供诊疗服务。尽管如此,由于设立时遗留下来的合规问题,红枫医院仍然受到了诊疗中断、两次搬迁、拆分原有布局等不利影响,而这一损失原本可以通过完整的法律尽职调查予以避免。因此,医疗机构的投资者和运营人员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忽视医疗机构设立过程中存在合规瑕疵的风险和高昂成本;为规避类似风险,保证医疗机构在设立后的平稳运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投资者应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对土地、法规、实践操作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有效地发现和解决医院设立过程中的陷阱,将风险遏止在摇篮中。 [1]《致红枫国际妇儿医院客户的一封信》,参见网址:http://www.redleafhospital.com/index/news/type/1,368。 [2]《Shanghai’s Redleaf Hospital Forced to Relocate After Military Terminates Land Agreement》,参见网址:http://shanghaiist.com/2017/09/05/redleaf-hospital.php。 [3]《中国人民解放军房地产管理条例》,中央军委于2000年6月26日发布,并于2000年6月26日实施。 [4]《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空余房地产租赁管理工作的通知》([2004]后营字第1285号),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解放军总后勤部于2004年12月30日发布。 Continue Reading
作者:肖马克 洪家伟 金杜律师事务所公司证券部 美国的网络销售公司,如康宝莱(Herbalife),如新(Nu Skin)和Usana Health Sciences等已被极现实地提醒,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态度,一个成功的企业可以迅速地从成功走向失败。 最近,中国对传销的打击,加上几家中国政府部门发布联合通知发起一系列调查,导致了在中国有较多经营活动的主要国际网络销售公司的股价出现了大幅下跌。 发生了什么? 简言之,中国政府正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打击传销。 面对中国传销公司的严重不当行为引起的社会动荡,中国国家工商总局、教育部、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17年8月10日发起了一项为期3个月的全国传销活动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行动”)。 为什么? 中国政府总体上非常关注社会稳定,而对类似邪教的传销企业的活动有着强烈的反应。 这次行动是由抗议者7月份举行的反对 “善心汇”(一家中国传销组织)的公开集会所引发的。这些抗议活动在首都北京的中心地带举行,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关注。与此同时,在一些分别发生的案件中,出现了大学毕业生因误入可疑传销组织死亡的事件,这也使得媒体的愤怒不断增加。此外,无良的传销组织也通过提供没有任何利益或出售不存在的产品的方式收取会员费。 善心汇,意为“善心交流”,由张天明于2013年在深圳创立,一直致力于宣扬其是个“扶贫济困,均富共生”的“爱国慈善”组织。善心汇通过其在线投资平台,对通过其平台“捐款”的个人提供投资回报(据称回报率为10%-30%)。 善心汇坚称其慈善口号(尽管不太可能)为“为富人提供更低的回报,为穷人提供更高的回报”,即通过对大额捐赠者提供较低的回报,而给小额捐赠者提供较高的回报来实现其“口号”,但所有善心汇本身的业务既难说得通,又非真实。 与合法直销公司不同的是,善心汇并没有真正商品或服务,更像是一个“庞氏骗局”,以不可持续的回报来推销“投资”。 整治行动的目标? 过去,大多数针对传销的整治活动都是因退休人员抗议引起的,而这次的整治行动有所不同,主要目的是消除那些通过利诱欺诈的方式误导潜在求职者加入的组织。 这是中国政府的焦点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的原因无疑是由于学生被欺诈的人数增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有学生因误入传销组织而死亡。 “整治行动”的重点工作在于:彻底调查与招聘有关的可疑营销活动;消除欺骗引诱学生进入这些组织的广告和网站;或打着“创业、就业”的幌子,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欺骗学生参与传销、限制学生人身自由的组织。 “整治行动”旨在对这些组织的创始人和头目进行严厉的处罚,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组织的架构都类似于邪教。这些组织与合法的直销公司截然不同,因为他们通常使用武力限制人员的人身自由,逼迫他们从事传销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也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媒体在中国传销和直销中的重要性。 政府正采取措施,旨在严格规范线上和线下的招聘信息(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国仍然存在线下招聘广告),以及用于犯罪活动的出租物业。近期,两名男子因租赁房屋用于犯罪活动而被拘留。 对国际网络销售企业的影响 如上所述,中国这次整治行动的重点不是在中国从事经营活动的国际网络销售公司,这些公司一般都是通过合法直销或跨境电子商务的方式经营。尽管如此,他们仍受到了诸如股价大幅下跌,信用评级下降等影响。 这次整治行动的打击重点显然侧重于中国犯罪团伙通过暴力,绑架和其他即便是最具声望的美国网络营销批评家也不会认为是通常做法的违法行为。 因此,目前看来,海外媒体对国际网络销售企业的影响比中国政府更大。但是,中国的打击力度可能会扩大或采取不同的方式,所以仍建议保持警惕和谨慎。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整治行动可能会引起国际网络销售公司的注意,即如果他们招致不必要的关注,他们可能面临什么样的行动。 他们可能面临的行动包括逮捕创始人和高层管理人员,但是,要强调的是,至今为止这些行为针对的都是欺诈或类似邪教的传销骗局。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目标是网络媒体,因为中国政府可以关闭公司网站和其他社交媒体渠道——这将对运营产生严重影响。 下一步? 目前,在中国经营的大多数国际网络销售公司最好保持低调,即不发新闻稿,不公开发表声明,而是冷静下来,静观其变。与关联公司或市场进行沟通反而可能会被误读,显得不冷静,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在这一不确定的时期,国际网络销售企业更应确保其商业模式符合规定,并确保制定健全的合规模式,以应对任何可能引起政府部门注意的不符合规定的做法或其他行为。 如果有可能,在中国有实体的直销公司应设法取得合法的直销经营许可证。截至2016年,中国政府颁发的直销经营许可证数量有限,但去年,此类许可证的发放量大幅增加。虽然许可证的获得成本十分高昂(需要大量的注册资本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保证金),并且仅限于某些类别的产品,但积极的一面在于,这为国际网络销售公司提供了合法支持和保护。 大多数直销公司在中国经营的最大的风险是骗子关联公司进行虚假推销业务或从事非法活动。因此,确保关联公司的合规性以及使公司与这些骗子企业保持距离是企业在中国长期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法规越来越严格,海关监管力度越来越大,许多通过跨境电子商务模式运作的国际网络销售公司也可能面临更多的问题,包括产品被拦截在海关以及对客户的履约问题。 Continue Reading
作者:陈胜 金杜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部 前言:新形势下深化中俄经贸合作势在必行,也正逢其时。这既是中俄两国实现与维护自身利益的客观需要,亦是其分别以亚、欧大国形象完成区域历史使命的现实选择,对提升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还应看到,在迎来合作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同时,中俄双方亦需加紧风险防范,审慎应对合作中的潜在不利因素。对于中俄经贸合作深化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与新变化,呈现出来的新问题与新困境,应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给予高度关注,并做出正确研判与科学决策。 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新背景 自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后,俄罗斯逐步意识到实施多元战略,加强同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合作的重要性,特别是中俄合作对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发展的影响。为此,俄罗斯在2009年先后批准、签订了多个文件,明确将中国东北地区作为优先方向之一,并确定了包括能源、交通、采矿、电力、农业在内的200多项重点合作项目。2015年9月中国国家发改委与俄联邦经济发展部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关于加强中俄地区与边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正式建立中俄两部委关于地区合作的工作机制。[1]上述一系列举措均表明俄罗斯正借中国之力加速俄远东地区发展。 近年来,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转方式、调结构、保增长”成为未来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为实现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家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我国也迫切需要加强同俄罗斯方面经贸往来,双边合作亦面临结构转型与增速换挡压力。此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丝路基金与亚投行的成立,更为中俄经贸合作增添了新的动力。特别是2014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两国元首联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显著提升了中俄两国的政治互信,开启了两国关系良性互动的新阶段。2015年5月《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的签署也进一步表明俄罗斯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与中国方面的合作中来。中俄经贸合作迎来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全方位、大格局的历史性发展契机。目前,中俄两国共计签订了300多个政府间合约和协议,地方间在各个层面建立了234对合作伙伴。 随着中俄双边战略互信不断加强,经贸合作日益频繁,我国已连续6年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在俄罗斯外贸周转中的比例2016年占14.1%。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16年双边商品周转与2015年相比增加了2.2%,达到695亿美元;今年前7个月中俄贸易已经达到46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5.5%[2]。值得注意的是,双边的投资合作规模还远远落后于贸易规模。2016年中国向俄罗斯的直接非财务投资为5.47亿美元,与上一年度同期相比缩小了26.6%;俄罗斯向中国的直接非财务投资则缩小了61.9%,为499万美元[3]。这表明,中俄在投资领域的双边合作还有广阔的空间。 因此,新形势下深化中俄经贸合作势在必行,也正逢其时。这既是中俄两国实现与维护自身利益的客观需要,亦是其分别以亚、欧大国形象完成区域历史使命的现实选择,对提升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还应看到,在迎来合作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同时,中俄双方亦需加紧风险防范,审慎应对合作中的潜在不利因素。对于中俄经贸合作深化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与新变化,呈现出来的新问题与新困境,应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给予高度关注,并做出正确研判与科学决策。 中俄经济互补性分析 从“一带一路”的初衷和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当前发展现状来看,“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价值观主要是致力于不同国家体制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新型合作,从而建立新时期国家间的关系形式。此外,由于当今全球经济社会的资源普遍短缺的现状,发展“一带一路”经济战略,必将有利于世界能源和资源分布格局实现区域重心转移和全球性的能源价格调整,改变旧有的以中东作为世界能源的大本营的格局。因此,发展“一带一路”将有利于我国在国际能源新形势下重新打通经济能源通道,从而更加有效地保障和提升我国能源安全水平。俄罗斯作为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储量和开发大国,与中国具有天然的战略合作互补需要,更好地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对于中俄两国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1、资源互补 中俄两国经贸的发展,是以双方在资源禀赋上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和互补性为基础的。 (1)俄罗斯自然资源丰富 俄罗斯地大物博,各种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其国内的石油、天然气、农畜、海产等,总量均居世界首位,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很大。相关资料表明,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不需要从别国进口,可以达到自给自足的状态。尤其一些如矿物、土地、水等稀缺资源在俄罗斯也有很大的储量。 (2)中国劳动力资源充裕 中国的自然资源与俄罗斯相比明显不足,人均资源更是少之又少,但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却具有明显的优势。中国人口超过13亿,每平方公里超过138人,人口密度大,而俄罗斯每平方公里仅为8人,相比俄罗斯中国具有相当富裕的劳动力资源。综上所述,中俄双方在资源方面互补性较强。 2、科学技术互补 俄罗斯的前身苏联在冷战时期就致力于重工业的发展和尖端科技领域的开发,俄罗斯基于前苏联时期打下的基础,其科学技术实力雄厚,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中国,诸如航天、军工、冶金、石油化工等领域的技术水平,明显优于中国。俄罗斯的技术设备比较先进,中国向其引进和购买技术设备比向西方发达国家购买更容易、更经济,其技术设备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中国通过多年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研发创新,在很多领域研究开发的应用科技,已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轻工业迅速发展壮大,在家电制造、通信设备生产、工程机械生产、石油开采冶炼、建材生产、食品加工等领域,技术水平、生产能力明显优于俄罗斯,它可以弥补俄罗斯民用产品技术和生产能力的不足,在俄方拥有巨大的市场前景。中俄双方无论是从技术出口方面,还是科技合作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双方能进一步加强高科技领域和轻工领域的技术合作与贸易,就能够实现科技领域的优势互补,最终实现双赢。 3、产品互补 由于中俄两国资源优势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两国在很长时期内贸易产品的差异。中国对俄罗斯的贸易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像食品、服装等;而俄罗斯主要利用其资源优势,对中国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如钢铁、木材等。中俄两国在双边贸易中,都极力发挥着自己的资源优势,达到了互补,实现了双赢,推动了两国经济的发展。 中俄“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问题和发展对策 事实上,“一带一路”战略凭借着日益崛起的中国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历史渊源,有着非常良好的现实基础,但也存在着一些不易克服的隐患和有待解决的不良因素。 作为一条始于东亚,历经中亚,延伸至欧洲,历经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西亚、北非等众多国家和地区经贸和文化交流的空间走廊,一带一路辐射下的诸多国家和地区自然条件并不优越,交通通讯水平也与世界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差距。联通中国和俄罗斯地区以及中亚和东亚各国的部分领土,沙漠冻土等不利于人类通行的地貌特征面积广阔,这给各个民族之间的经贸通商带来巨大的困难。 不仅是自然地理的因素,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俄罗斯作为地球上面积最大,地跨亚欧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其自身在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内政上的不稳定和矛盾因素,更遑论于中国这样在人种、文化和语言等方面有巨大差异的国家进行深入合作。且在世界大战后的20 世纪下半叶,由于经济利益和宗教政治上的利益纷争和信仰差别,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经历了多年的经济滑坡和政治动荡,至今地区争端也时有发生。因此,如何把这条以亚洲为中心,全球经济要道中长度最长、范围最广、影响国家最多、内在潜力最大的经济合作区域发展好,利用好,维护好,是中国和东盟地区国家领导人和有关经贸工作者需要审慎思考,积极实践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一带一路”经济带上的两个超级大国,更应该在双边合作中起好带头作用,为日后各个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做出榜样。 1. 加快推进中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我国东北地区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高,部分口岸通而不畅,造成货物量短缺,运输费用较高,阻碍了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严重依赖中国的贸易,但是基础设施落后制约了该地区经济发展和同中国的对外贸易。为此,中俄应该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充分利用“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便捷交通设施。要确保现有的连接两国的交通设施稳定运营,发现并排除问题,加强维修改造。加强调研评估,优化选址和建设方案,加快开通新的运输通道。在改善陆路、航运交通基础设施的同时,口岸海关和边检的互联互通必须配套跟进,提高检疫、通关环节的效率。此外,在保证基础设施跨境对接的同时要做到内外联通,并且加大对外和对内运输物流网络的建设,有效破解区域范围内基础设施的瓶颈。[4] 2. 继续深化双方在人文领域的合作 人文交流是双方人民友好交往、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也是中国进一步实现好、维护好全球战略利益的重要抓手。加强中俄人文交流,可以更好地展示中国发展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使俄罗斯人民认识中国文明、理解中国文化、认同中国模式、支持中国发展,有助于进一步营造好、维护好双方发展的环境。两国应继续发扬友好合作的优良传统,不断增强民众对于有关政策和文化的理解,依托大项目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实现快速发展,构建完善的民间交流合作机制,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度发展,逐步消除俄罗斯对于中国发展的隐忧。 3. 优化贸易结构 中国早期主要向俄罗斯出口一些日用产品,包括食品以及服装等。近年来,中国对俄出口的电子产品以及机械设备的比重日益提高。中国从俄进口的产品大多为初级产品。两国双边贸易结构中低附加值产品占主体地位,产品的科技成分很低,缺少高附加值产品,这种贸易结构很不合理,也限制了两国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这种贸易结构也与两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不相符。[5]中俄双边贸易的规模和结构亟待改善。为此,中俄双方应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利用双方的人才、技术和市场等要素,积极发展知识密集型行业。提升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占比,使彼此能够在双边贸易获取更多收益。我国应制定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高附加值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对俄出口。同时,中俄还应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包括金融、基建以及航空等,拓展两国经贸合作的内涵。 4. 加强对俄投资 中俄间直接投资规模有限,阻碍了两国贸易的发展。中国应充分利用丝路基金、亚投行及上合组织,为对俄投资企业提供融资,特别是要增加长期性、高收益项目投资。倡导企业采用多种融资方式,如吸收战略投资者,利用股权或债权融资或者进行上市融资等。增强对俄投资企业在出口信贷和保险等方面的融资服务。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作用,优化对俄投资结构。同时,中国企业也应持续的创新投资模式,可以利用包括公私合营模式(PPP)在内的多种合作方式,加强中国企业和俄政府沟通合作。对于一些控制较严领域,中方企业可以通过参股或入股的方式开展合作;对于一些较为开放的领域,中方企业可以通过控股的方式开展合作。此外,要积极推动中国企业利用跨国并购的方式在俄投资。这种方式能够保证投资收益,特别是适用于获取战略性资产的投资行为。[6] 5. 加强科技创新和产能合作 近年来中国的科技创新进步较快,在计算机、通信、航天以及机械制造等行业取得显著的成就。而俄罗斯是一个科技强国,在微电子、高温超导、天体物理、超级计算机、分子生物学、气象、航天技术等多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俄罗斯在技术创新领域有明显优势。我国应加强与俄罗斯科技合作,除了进口成套设备以外,还可以通过技术转让、技术许可以及技术交流等多种方式开展合作,提升中俄经贸合作的内涵。产能合作对加强中俄经贸合作也具有重要意义。产能合作可以消化我国的富余产能,而输入国则能够利用中国优质产能,加强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双方来说是双赢的。[7]中国参与俄高铁工程建设就是加强产能合作的经典范例,未来中俄两国产能合作空间巨大。 结语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必须强化与俄罗斯的全方位合作。然而,任何的合作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合作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但只要我们敢于正视问题,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对策,避免合作过程中的“零和博弈”,做到共赢互利,必能将中俄之间的合作水平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全面克服中俄两国合作过程中存在的消极因素,才能进一步推动中俄两国的合作,强化“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进而夯实中俄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全方位合作的开展,以确保中俄两国共同外部压力,保障各自的重大核心利益的实现。 参考文献: 张建平,李敬:《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俄合作新机遇》,《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5期,第19-28页。 周念利,黄宁:《中俄政治与经贸关系发展的非对称现象分析及应对》,《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2期,第67-78页。 李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俄投资促进战略研究》,《国际贸易》2015年第8期,第25-29页。 郭晓琼:《中俄经贸合作新进展及未来发展趋势》,《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3期,第10-18页 [1] 我国发改委与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签署中俄地区与边境合作谅解备忘录,http://www.sdpc.gov.cn/gzdt/201509/t20150906_750167.html. [2] 数据来源于俄罗斯杜马于第九届东北亚合作高层论坛的演讲。 [3] 数据来源于俄罗斯杜马于第九届东北亚合作高层论坛的演讲。 [4] 张建平,李敬:《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俄合作新机遇》,《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5期,第19-28页。 [5]... Continue Reading